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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刑的优点在于：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刑罚，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害。

后来管理人员把告示换成尿不进去说明你短，尿在外面说明你软，从此再也没人不守规矩了。是非经过不知，没有经历过案件的一审，是很难体会到法官在有限的时间内、用有限的资源、以法律政策所允许的手段和方法来获得、最后再用一种合乎规范（所谓的法言法语）的语言来确定两造有争议的事实有多么不容易。

前修辞是对受众的一种人格增加，后者则是一种人格减等。立法者们排除这些事实发现手段当然有其道理，它们的主观性太强，并且也不总是那么精确——总还是有人用自己爹娘的声誉来保证自己的谎话的，总还是有人一边看着短软哈哈大笑一边故意往外尿的。相对于人格增加的文明人赞誉，人们更不喜欢短和软的人格羞辱，从而人们在损失厌恶的心理支配下采取了风险回避的行动，实现了指示者的意图：把尿撒到马桶里。仍然在民间广泛作为真伪保障手段的骂誓同样不能作为法官的判断方法，即便法官的心证是这么产生的，表达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换成其他的词汇。听者觉得如果骂誓者在这种誓言下还敢保证某种行为和事实，那么骂誓人就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但在判决书中看不出这些思维过程和判断依据，这些生活经验上的是非判断统统被置换掉，成了一句简单的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债权仍然存在而已。比如有人跟朋友去借钱，他会采用将对方逼入死角的方法，即你不借给我钱，你就不够哥们、就是吝啬鬼、不仗义等等。在我身上,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

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写成一本专著,而这正是我现在在做并且已接近于完成的一件事情。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我无意建构体系,也不愿被理论束缚了手脚。实际上,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种方法讨论着同一个大问题,而且是透着同一种关切的。

为H·J·Berman《法律与宗教》所写的译序死亡与再生一文,在时间上最为晚出,其中所表达的思想自然也比较成熟,只是囿于篇幅和文章的形式,意见的表述末尽系统。在这意义上说,上面谈到的社会脱节、文化断裂等现象,已经是一种文化整体性危机的征兆了。

此外,这本集子里关于中国法的讨论,基本上只集中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于中国古代法不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却没有正面展开,当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古代法作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和评判。这是可以顺便加以说明的。因为事实上,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态度,首先是来自于他们的敏感:他们痛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即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文化变迁中间,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传统已然失落,泛起的只是数千年文化积淀中的沉渣。由此造成的社会脱节与文化断裂,转而成为民族振兴的障碍。

我需要一项原则作理论的支点,于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对象。不过,内容的庞杂未必就是主题的散乱。但是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我从不曾为了现实的缘故去修正历史。

未来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印记。相反,在探究所有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我都为问题本身所吸引,几乎是为学问而学问的。

在我来说,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组文字,不纯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对今天严峻的现实作出一种回应。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

毋庸讳言,在这三年中间,我对于问题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在研究法律文化学,而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个案,研究可以归在这个大题目下面的种种具体问题。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原则,因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极有弹性。也许可以说,严肃而平正的历史研究是我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促使我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借古讽今的冲动,而是我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以及文化发展规律的特定认识。我们不但要问过去的和现在的法律实际上是怎样的,而且要问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这种情况,在那些借书评之名写下的文章里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或者是一种缺憾。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事实上,就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来讲,主题是相当集中的。编排此书目录所以大费周折,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章的办法最简单,但显然不合适。(4)比较中、西法四目作大致的分类,实在也是勉强为之。

至少,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显明。辛亥革命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缺乏说服力。比如,就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这个大题目来说,我们要弄清的,就不但是中国古时的传统,而且也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传来的遗产。在一班先进青年的眼中,传统不但是旧的,而且是恶的。

传统之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进入 梁治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文化 自然法 法制 。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揭露与批判传统,竟成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忧虑。

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要给人以内容上庞杂的印象。在这层意义上说,欲知今日,不能不先知过去。

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在我来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总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当代史。关于希腊法终于隐而不彰的悲剧命运的讨论,实际是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法历史命运的反省。

如果说这里面依然隐含了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只是因为传统不灭的缘故。(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我谈西方的法律传统,讲它过去的和现在的理论与实践,既是要廓清其本来面目,也是想探寻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后面原本应有的精神。

在关于中国法的一组文章里面,即便是最最单纯的只讲中国古代法律的文章(只有一篇),实际也隐含了与西方文明相比照的背景,透露出我对于过去与现代中国法与中国社会的基本思考。这一点,经常成为热衷于观念现代化的人们的话题。

法律文化的失落与沉积 中国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而代之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